88酒吧,渔政88_货币可能是一只“灰天鹅”_俄罗斯88

《风声》十年,中国电影倒退十岁

是被期待着从开花到真正结出硕果的10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智本社社长),封面:视觉中国

今年美联储第一次降息后,全球货币宽松大潮来袭:

欧洲央行将欧元区隔夜存款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0.50%;利率几无下调空间,选择重启QE,自11月1日起,以每月200亿欧元的速度重启资产购买计划,且未设截止日期。

这轮降息及重启QE的目的旨在刺激疲软的欧洲经济。但从QE规模来看,这次资产购买规模不如2015年(600亿欧元~800亿欧元)。同时,这一次计划还引入分层利率,以降低负利率对欧洲银行盈利能力的打击。

欧洲央行重启QE后,美联储宣布再次降息,将联邦目标基金利率区间下调25个基点至1.75%~2.00%,旨在应对全球经济放缓、低通胀给美国经济前景带来风险。

美联储开启了本次“超级央行周”。随后,除挪威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外,日本、英国、巴西、印尼、挪威、南非、沙特。其中,沙特央行紧跟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巴西央行将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6%。

国际清算银行跟踪全球38家央行动态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多家央行的累计降息幅度已经达到13.85个百分点。如果各家央行继续保持当前的宽松步伐,未来12个月降息次数可能会达到58次左右,累计降息幅度为16个百分点。

每一轮宽松周期,都会引来截然不同的声音。

针对美联储此次降息,特朗普发推特称,降得太少,“美联储再一次失败”。特朗普认为:“美联储应该让我们的利率降到零,或者更低,然后应该开始为我们的债务再融资。”

但市场中有不少人担心,新一轮的货币宽松大潮,将引发更严重的泡沫风险和债务危机。

降息,是逆周期调节,还是货币超发、大水漫灌?货币宽松,是刺激经济增长,还是引发通货膨胀、资产泡沫?中央银行,是白芝浩、凯恩斯口中的“救世主”,还是弗里德曼、米塞斯认为的灾难制造者?

排除利益与立场的噪音,经济学家对此分歧大、共识少。人类目前尚未搞清楚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是否有效;没有搞清楚货币是中性还是非中性;还没有搞清楚货币供给量的变动能否影响实际产出、收入和就业量的问题。

人类还没搞懂货币的本质。

没有搞懂货币本质,贸然开启货币宽松大潮,就像在地圆学说提出之前,人类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但不知所向,亦不知祸福。

01 坎蒂隆效应 VS 休谟货币论

货币,何其复杂。人类最聪明的头脑,都很难洞悉其真相。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论述货币的起源时,这样说道:

“据说,阿比西尼亚以盐为商业变换的媒介;印度沿海某些地方,以某种贝壳为媒介;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干鱼丁;我国西印度殖民地用砂糖;其它若干国家则用兽皮或鞣皮。据我所闻,直到今日,苏格兰还有个乡村,用铁钉作媒介,购买麦酒和面包。[1]

斯密紧接着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决定了这些货币具有交换价值?比如说,水的使用价值很大,但是我们不能用水交换到任何东西。

这些货币中间,是否存在一个本质的属性?

斯密给出的答案是,货币里面凝结的是人类的劳动。这些劳动价值促使货币具备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及储藏功能。

不过,斯密最好的朋友大卫·休谟的观点则有些不同。

休谟,是李嘉图之前对货币问题论述最为系统的一位经济学家。

休谟认为,货币只是用来计算或代表商品的价值符号。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只有在充当交换媒介时,才有自己的价值[2]

休谟提出了最早的货币数量论。他认为,货币数量决定商品的价格,人为的增加货币的数量,对一国并无好处。货币增加,并不会导致财富增加。

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将这种理论概括为“货币中性”。休谟,可谓是货币中性理论的最早最完整的表述者。

若货币中性成立,央行不论如何增加货币,对实际经济产出都无影响。换言之,货币增加,无法刺激经济增长。

货币,本身到底是否有价值,货币能否代表财富,货币增加真的对经济增长毫无用处吗?休谟的答案是否定的,斯密的观点没有休谟坚定,但认为货币本身凝结了劳动是有价值的。

比休谟还早的一位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对货币的认知与休谟大不一样。

坎蒂隆是一位极为精明、敢于冒险的金融家,他在约翰·罗制造的密西西比泡沫中大赚一笔。坎蒂隆只写过一本著作《商业性质概论》——成为传世经典。

在书中,坎蒂隆表达了与休谟完全不同的主张,强调货币流通的非均衡性。坎蒂隆观察到,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货币增量并不会同一时间反应在所有的价格上,这一观点不同于货币中性。货币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取决于货币注入的方式、渠道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3]

坎蒂隆认为,货币增加会对物价产生影响,但是在流通货币量的增加和物价上涨的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比例关系。

这个理论被后人称为“坎蒂隆效应”。

货币发给谁,以什么样的方式注入对经济的影响完全不同。比如,增发1万亿货币,如果给房地产企业,或注入股市,或购买国债,亦或是直接发给低收入者,对经济的影响完全不同。

根据坎蒂隆效应,我们可以看出发行货币并不是有利于所有人,或者对所有人的影响都是一样的。因为货币发行之后,还伴随着一个再分配的过程。先获得货币的人更先推动价格上涨,对于后获得货币或无法获得货币的人来说,通胀将给他们带来损失。

所以,货币增发,容易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或收入失衡。

坎蒂隆坚持的是货币非中性理论。现实的经济状况,似乎更符合坎蒂隆效应。过去40年,全球货币发行量大规模增加,但并未引发通货膨胀,但资产价格和债务规模大幅度上涨。这与欧美国家的央行单一制目标有很大关系。

全球各主要国家央行都在使用“坎蒂隆效应”,试图改变货币注入的方式,改变货币的传导机制,以实现刺激经济增长、避免通胀之目的。比如,欧洲央行重启QE,通过资产购买计划,将资金直接注入到债市。特朗普认为通胀率很低,希望美联储将利率降到负数,以帮助政府融资。

坎蒂隆认为,货币用于消费可直接推动物价上涨,若用于再投资则未必会引发通胀。亚当·斯密和马斯克·韦伯都主张节俭,认为节俭带来资本积累,促进资本再投资。如高储蓄和高货币转化的巨量资金流入基建领域,将产能巨大的基建和房地产作为货币的蓄水池;又如把股市、债市作为超级印钞机的蓄水池。

在欧美高福利国家,通胀被压制住了,资产价格高企,对穷人和富人都是有利的。穷人享受了低通胀和高福利的双重好处,富人则享受了高资产价格带来的财富膨胀。中产阶级是悲催的,既难以获得更多公共福利,又承担着因房价膨胀带来的巨额债务负担。

在“坎蒂隆效应”的作用下,全球中产阶级逐步坍缩。坎蒂隆像索罗斯般敏锐,他对货币及商业的观察比休谟更加细致入微。索罗斯与坎蒂隆一样,都对均衡思想深表怀疑。

坎蒂隆思想深受前辈威廉·配第的影响。配第是劳动价值论的鼻祖,坎蒂隆继承了这一思想。坎蒂隆推崇金银,认为金银是“一种易于运输、不会腐烂、可按重量分割的物质”。

受劳动价值论的影响,坎蒂隆认为货币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而不仅仅是交易媒介。按照坎蒂隆理论,改变货币供应量,调整货币传导机制,显然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

坎蒂隆和休谟,都是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但二者的主体思想完全不同,坎蒂隆强调货币非中性,支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休谟则强调货币中性,不支持货币政策。

到底是坎蒂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还是休谟过于理论化?

在后继者中,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表现的比较“中庸”。他们坚持劳动价值论,支持货币本身有价值,同时也支持休谟的货币中性理论。他们都认为,货币的价值取决于货币的供应量。斯图亚特·穆勒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货币只是“一种机械”,起到交易媒介的作用,但不支持货币非中性。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货币中性统治了古典主义时期。坎蒂隆的思想对法国魁奈、米拉波侯爵及重农主义者影响巨大,但是并未形成主流。英国杰出经济学家杰文斯发现了坎蒂隆的价值,但是新古典主义并未给他的思想留下太多生存空间。

后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费雪创立费雪方程式、马歇尔和庇古创立剑桥方程式,为古典货币数量论盖棺定论,即货币数量决定着物价水平,而不能影响社会总产出水平。

02 弗氏货币主义 VS 现代货币理论

费雪方程式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是费雪与李嘉图、瓦尔拉斯一样,继承了洛克的主张,将货币需求视为是既定的,从而将货币问题简单化了。

擅长折中的马歇尔,表面上构建了一个与费雪类似的方程式。但是,马歇尔与庇古师徒二人认为,货币需求会受到利率的影响。

这个口子,又重新焕发了人们对货币复杂性及真实本质的探索。

凯恩斯是马歇尔的弟子,凯恩斯的重要理论都与其老师背道而驰。但是,马歇尔留下的这个口子,对凯恩斯影响很大。

凯恩斯认为,利率水平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这促使他关注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若利率下降,人们更愿意借贷用于投资扩张。当然,凯恩斯也认为,货币政策是不可靠的,因为会出现“流动性陷阱”,即当利率足够低时,人们将钱窖藏起来,既不投资也不消费。

凯恩斯对货币政策不够信任,但对货币非中性深信不疑。凯恩斯认为,在有效需求不足时,降低利率水平,支持财政融资,增加投资需求,可以扩大产出,刺激经济增长。

在凯恩斯看来,货币供应量不仅影响物价,还对国民收入产生间接影响。货币供给,经由利率、投资及投资乘数作用而作用于国民收入。

另外,瑞典学派创始人维克塞尔也对货币中性提出质疑。他认为,货币只有在银行利率与自然利率相等时才是中性的,否则经济会发生累积性扩张或收缩,货币就不是中性的。

自从凯恩斯主义问世以来,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信奉货币是非中性的,增加货币供给,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于是,很多国家都采用了凯恩斯式的经济政策,即在经济下行时,货币宽松与财政扩张配合,实施逆周期调节。

但是,上个世纪70年代,长期实施的凯恩斯式经济政策导致美国爆发滞胀危机。人们不得不怀疑,从坎蒂隆到凯恩斯的货币非中性主张。

此时,新自由主义者崛起,将凯恩斯主义赶下神坛。其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开创的货币主义,打中了凯恩斯主义的七寸。

我们知道,弗里德曼坚持货币中性理论。但是,他的理论常常被人们误解。

弗里德曼与凯恩斯一样,也是从马歇尔的现金余额论中获得启发。弗里德曼强调,货币数量论应该从货币需求着手,关注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但是,弗里德曼得出的结论却与凯恩斯完全不同。

在弗里德曼看来,货币需求独立于货币供给。弗里德曼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反驳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在他看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是极为稳定的,不容易受到利率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货币流通速度也高度稳定。他得出的结论类似于费雪,即货币供给决定物价。货币供应量增加,对经济增长无益,只会引发通胀。

弗里德曼比费雪、马歇尔、凯恩斯更进一步的是,他意识到了货币的重要性。弗里德曼虽然支持货币中性理论,但是他并不像费雪、穆勒、休谟等将货币仅视为交易媒介,也不像凯恩斯一样不信任货币政策。

相反,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是极为重要的。若增加货币供应,人们产生“货币幻觉”,从而引发短期的货币非中性,影响社会产出和就业水平。

货币幻觉,是费雪提出来的。它反应了当货币量增加时,人们产生实际收入增加、需求扩张的幻觉。

比如,当货币超发时,需求增加,价格上涨,企业收入增加,企业家容易产生货币幻觉,误以为是需求扩张、供不应求,于是扩大产能、增加工人,从而在短期内导致国民收入增加、经济过热。

但是,弗里德曼并不支持货币长期中性,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幻觉。当企业家反应过来,意识到这是一种短期的通胀现象,定然会缩减产能、解雇工人,这样产出和就业又恢复到之前水平。

弗里德曼强调,这种不当的政策容易引发经济波动。理性预期学派创始人卢卡斯、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都支持这种观点;认为,不当的货币政策,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米塞斯和哈耶克就此提出了商业周期理论,预测了1929年那场大危机。弗里德曼也是从货币政策入手,认为1929年这场大危机之所以引发大萧条,是因为美联储实施了不当的紧缩措施[4]

总结起来,弗里德曼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并不说货币供给对经济增长有益,而是说明恰当的、稳定的货币政策对于稳定经济极为重要。

反应到货币政策层面,弗里德曼提出,通过控制货币数量来稳定货币价格。他甚至建议,按照GDP增量的比例设定每年的货币增量比例。他戏言,废除美联储,以计算机取而代之。

1980年代开始,在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主导下,央行货币政策逐渐从控制利率转向控制数量为目标,并推行单一制目标。

沃尔克领导美联储控制了肆虐近十年的高通胀,弗里德曼走上人生巅峰,货币主义独步天下。

弗里德曼,其实是最接近货币真相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货币主义内在精髓即是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而不是简单的交易工具。

货币为何是一种资产?

货币若是金银、羊皮、大米,则可视为资产,若是纸币,还是资产吗?弗里德曼是否与斯密、李嘉图一样,将货币视为有价之物?

,俄罗斯88,

弗里德曼将货币视为资产,但理由与斯密、李嘉图等不同。

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中回顾了一段这样的故事:

二战后的德国,旧马克崩溃,弗里德曼以顾问的身份去了德国,在当地弗里德曼可以使用香烟作为货币给汽车加油。当时,德国不少人将香烟作为货币来交易。[5]

弗里德曼发现,在德国,香烟逐渐成为货币之后,其价格要比之前高不少。为什么?

简单的答案是,香烟的需求增加了。但为什么需求会增加呢?

原因是,香烟在之前消费(吸食)的基础上多了一种功能,即交易功能。

这一发现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货币不管是香烟、大米,还是金银、铁钉、纸币,其最核心的价值便是交易功能。

换言之,只要具备交易功能的货币,本身便有价值。反过来,若失去了交易功能,这种货币便失去了这部分价值。

弗里德曼为央行货币工作开创了新局面。弗里德曼总能够以最简明的语言表述最深刻的理论。他的货币主义极大地简化了央行的工作,让货币政策更加透明而高效。

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简单明确,即控制好总量,保障宏观经济稳定,而不作为调节或刺激经济的手段。

进入90年代后,美国开始推行预算平衡法案。这个法案约束了联邦政府的财政扩张能力,从而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刺激的作用。

这本来是一个好事,但是,当政府财政政策受限后,美联储开始调整货币政策。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放弃实行了十余年的以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控经济运行的货币政策,而以调整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这就是“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是斯坦福大学约翰·泰勒提出来的。泰勒认为,保持实际短期利率稳定和中性政策立场,当产出缺口为正(负)和通胀缺口超过(低于)目标值时,应提高(降低)名义利率。

如今的美联储及世界主要央行都在奉行泰勒规则。不可否认,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货币操作原则。但是,泰勒规则放弃了货币数量控制,只诉诸于利率手段,实际上为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留下了后门。

这已经严重背离了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控制货币总量之精髓。

伴随着美联储政策的转向,一种复兴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MMT)也出现了。

现代货币理论,属于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部分,是凯恩斯思想在货币领域的延伸。目前,这一理论备受美国各界痛斥。

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雷(师从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明斯基)等人综合了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科纳普的国家货币理论、英尼斯的内生货币理论、勒纳的功能财政理论、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和戈德利的三部门均衡理论,开创了这个理论。

兰德尔等人提出了不一样的货币起源学说,他们认为,货币只是一个记账工具,可以理解为欠条。国家发行货币,实际上是帮助市场解决交易问题,促进市场交易便利。

兰德尔等人认为,政府发行债券与货币是一样的。货币是欠条,债券也是欠条,都只是记账工具。所以,他们认为,政府发行债券不是为了借钱,而是与发货币一样,都是为了市场交易便利

所以,现代货币理论认为,政府不需要关注债务,只要维持利率稳定,发货币即可融资。换言之,只要利率稳定,就可以不断地发行货币,然后大规模的借债融资。政府就可以依靠发行货币获得收入,而不是依靠税收。

实际上,现代货币理论,是一个典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理论,它让财政赤字货币化扩展到最大化。

这个理论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为什么这个理论在欧美世界流行?

03 欧根货币优先论 VS 白氏最后贷款人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搞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推行财政货币赤字化融资,实际上默许和实施了这一理论。

自现代货币理论流行起来后,人们对货币的认知再次重返迷途,告别了弗里德曼时代的清晰与简单。

其实,当年弗里德曼将货币的交易功能单独区分开来,已经洞悉了货币的本质。他在大量的著作中都阐释了这一主张,但可惜的是他并未捅破这层窗户纸。

弗里德曼好友张五常先生,自称对货币理论并不精通,但他却一语道破货币的天机——“一纸钞票或一纸支票,皆合约也。”[6]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擅长从合约的角度看问题。他认为,美元上印刷的“This note is legal tender for all debts public and private”,以及港元上印刷的“Promises to pay the bearer ”,都是合约之辞。

确实,曾经的大米、羊皮、贝壳等商品货币以及金银等金属货币,误导了世人几百年。经济学家误以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其实,货币只是一纸合约,一纸用于解决市场交易费用(流动性问题)的公共合约。

弗里德曼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并无错,但货币为何是资产?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资产,是因为它是一纸合约——债务凭证或叫应收票据。

货币是不是金银,是不是商品,是不是纸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货币作为一种合约凭证,能否解决交易流动性问题,能否起到交易媒介的作用,能否降低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最低的交易媒介便是最好的货币。何为交易费用最低的货币?

答案是:币值稳定。只有价格稳定,货币才有信用,人们才敢持有这种货币。反之,人们避之不及,甚至一文不值。

币值稳定,是货币的灵魂。

在商品货币、金属货币及金本位时代,货币中性与否其实并不重要。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家大多将货币界定为外生属性,甚至不将货币纳入经济学范畴。这并不重要,因为在那个年代,货币受商品实物或金属约束并不容易扩张。换言之,货币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价格,因而守住了货币的灵魂,不容易爆发货币或债务危机。

但是,自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人类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货币中性与否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各国央行难以守住发币纪律,容易滥发货币。

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使用了接近一百年的历史数据说明了一个道理:但凡币值稳定,宏观经济都稳定;但凡币值不稳,宏观经济则地动山摇。

从货币改革历史来看,19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降服了通胀稳住了美国经济,1946年德国政治家艾哈德稳住了物价推动了德国经济战后复苏。反过来,一战后的德国魏玛政府、1970年代的美国福特政府及卡特政府,都在高通胀中吃了大亏。

这里足以看出弗莱堡学派创始人瓦尔特·欧根的智慧。他认为,货币政策优先原则,是根本性的原则,是整个经济政策体系的核心,央行必须把稳定货币作为其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

欧根说:“只要币值的某种稳定性得不到保障,一切为实现竞争秩序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因此,货币政策对竞争秩序来说是占有优先地位的。[7]

维持币值稳定永远高于一切宏观经济目标。当央行的这一政策目标与其他经济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或稳定货币与经济发展出现矛盾时,中央银行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定不移地把稳定货币放在首位。

欧根说:“不是经济为货币作出牺牲,恰恰相反,币值的某种稳定,才能为经济过程提供一个使用的调节手段。坚定不移地把稳定货币放在首位,这样做事实上是对其他政策目标的最大支持,也是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

艾哈德奉行欧根的理论推行经济改革,成功地帮助德国建立一条社会市场经济之路。

实际上,经济学家丁伯根的丁伯根法则、蒙代尔的最优指派原则(大拇指原则)以及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都支持欧根的货币政策优先原则。但是,欧根的货币政策优先原则,不但命中了央行的独立性,还命中了货币的本质。

货币最核心的价值便是交易媒介,其灵魂便是币值稳定。欧根抓住了货币的灵魂。

货币作为交易解决方案,拥有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之价值,属内生之物,而非外生属性。

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的多寡,对产出、收入与就业产生影响。但是,货币非中性,并不支持货币扩张或收缩。

货币,与其它商品一样(不支持洛克、李嘉图的货币需求既定或无限需求学说),只有处于均衡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货币发行量过大,或者发行量过少,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货币超发定然导致物价上涨、资产价格泡沫,最终经济陷入崩溃或低迷——并非休谟、弗里德曼所说的对产出及就业不产生影响。这一点,米塞斯与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要比弗氏更加精微。

因此,货币中性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货币应该处于均衡状态——即维克塞尔认为的“银行利率与自然利率相等时”。当货币处于动态均衡时,货币量的增加或减少,都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这说明,更多的或更少的货币,在帮助市场出清。

不可否认,坎蒂隆和凯恩斯对货币短期非中性的观察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他们并未洞悉货币的合约本质,将货币视为一种真实资产。事实上,只要货币偏离了均衡,这一资产就会缩水,甚至一文不值。

1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经济学人》传奇总编沃尔特·白芝浩曾经在《伦巴第街》中提出了“最后贷款人”这一原则:

“在金融危机时,银行应当慷慨放贷,但只放给经营稳健、拥有优质抵押品的公司,而且要以足够高的、能吓走非急用钱者的利率来放贷。”[8]

后人称之为“白芝浩原则”。虽然美联储成立的初衷便是为联储银行兜底,但是这一“天经地义”的“白芝浩原则”,实际上违背了货币这一公共合约,构成了公共利益悖论。

市场交易中都是私人合约和私人利益,无法包容“公共利益”的存在。若以公共利益干预市场,无论如何做,都会伤害另外一方,都会破坏交易公平[9]

但是,货币是市场中唯一的公共合约。这一公共合约的核心内容便是保持适量的货币供给,维持货币价格(信用)的稳定。

除此之外,定向降准,启动QE,为金融机构及大型企业充当最后贷款人,都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违反了货币的公共合约,违背了市场规律,破坏了市场的供给、价格、奖励及惩罚机制。

因此,鉴于公共利益悖论,市场中货币这一公共合约,不能有任何的价值倾向。其唯一的使命便是维持均衡状态,保持适量供应和币值稳定。

如此便否定了凯恩斯、汉森、萨缪尔森主张的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之一功能。

那么,货币如何维持均衡?

弗里德曼的办法是控制货币数量。但是,投资银行兴起之后,市场到底需要多少货币,已难以测量。1970年代蒙代尔、1988年弗里德曼都向弗里德曼提出过这个问题。

但是,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极为稳定,货币增量只要与经济增速保持适当的比例即可(低通胀)。弗里德曼甚至主张将货币增量比以立法、计算机控制的方式来实现,以约束美联储的发币纪律。弗里德曼的做法简单粗暴,但更能抵抗人性之贪欲、恐惧与“道德圣人”。

蒙代尔的办法则是以通胀率为目标,只要盯住通胀率,即可维持货币均衡。但是,物价只是币价之一,利率、汇率、资产价格都是币价的尺度。蒙代尔相当于支持了泰勒原则。

但是,过去四十年,欧美国家物价稳定,但资产价格高企。这就是现代央行放弃弗氏数量论、坚持泰勒原则之问题。

弗里德曼认为无锚货币始终劣质货币制度,他在《经济解释》中提出,“以物品成交价做指数为锚的理想货币制[6]”。但此理想货币制,或许与当今以通胀率为目标的无锚货币并未本质区别。

不过,受此启发,建立一个以物价为基础,包含利率、外汇、房地产及资产价格因子的综合价格指数,作为货币政策之目标,或许更为科学。

如此探寻货币之均衡,即可区分何为大水漫灌,何为帕累托改进。

货币,深不可测。货币本质及规律不明,贸然释放货币,犹如临渊慕鱼而不自知。今日之世界,宽松大潮来袭,货币更可能是一只“灰天鹅”(灰犀牛与黑天鹅的杂交物种)——一种似乎可预知,但不可预见,且危害比预期更为严重的风险事件。

哈耶克曾经告诫世人,笛卡尔理性主义导致人们犯下一个严重的错误——“致命的自负”,他认为“贸易和货币是一个超出理性全盘理解力的神奇世界。[10]

但是,当今之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理性与敬畏,以及弗里德曼式学者、沃尔克式英雄。

参考文献:

[1]国富论,亚当·斯密,商务印书馆;

[2]休谟经济论文选,大卫·休谟,商务印书馆;

[3]商业性质概论,理查德·坎蒂隆,商务印书馆;

[4]美国货币史,米尔顿·弗里德曼,北京大学出版社;

[5]货币的祸害,米尔顿·弗里德曼,商务印书馆;

[6]经济解释,张五常,中信出版社;

[7]经济政策的原则,瓦尔特·欧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伦巴第街,沃尔特·白芝浩,商务印书馆;

[9]我们距离经济危机有多远,清和,智本社;

[10]致命的自负,哈耶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智本社社长),封面:视觉中国

厨房88,皇家88_抛弃“基因”论,腾讯如何继续2B_足球88

货币可能是一只“灰天鹅”

币值稳定,是货币的灵魂

题图来自东方IC

不管自己有没有2B的基因,腾讯都还兀自走在2B的路上。

 

9月19日,腾讯在微信公开课零售专场上公布了一些关于零售2B的新动作。如今,利用这个由微信、小程序、企业微信、支付组成的微信生态,腾讯还是硬生生挤入了零售的赛道。

 

有什么新动作

 

社交电商的峰值曾出现在拼多多身上。从2016年开始,借力微信,拼多多以社交拼团的模式异军突起,用3年时间坐拥了3亿多用户和千亿级别的GMV。

 

都说拼多多的崛起印证了下沉市场的规模和潜力,但其实它同时还印证了,这个别人已经很难再讲出新故事的“社交”还有着超强的“带货”能力。就在2C移动端红利渐渐消失的时候,苦于利用微信这个超大的流量池变现的腾讯,也在去年宣布进军产业互联网,开始2B。

而微信生态里,零售这个传统的业态也有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一直被调侃没有2B和零售基因的腾讯,借助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微信社交,将企业微信、微信支付和小程序当成了可以从C端介入零售业的手段。目前,不管是零售还是其他的领域,腾讯这些2B的动作都还是围绕着最擅长的“社交”来做的。

 

根据腾讯方面给出的数据,目前,有81%的零售百强企业开通了企业微信。

 

这次公开课上,有关企业微信,腾讯还新抛出了一个“智慧零售四锦囊”,其中包括智慧会员服务、智慧门店管理、智慧产业连接、智慧办公协同,新的功能则包括了“发现好货”“促销员管理”和“库存管理小模块”等。

 

根据企业微信团队在公开课上的说法,企业微信本是基于企业通讯录实名沟通工具,可以用来做内部大量的沟通和协作,解决信息的上传和下载的问题,连接企业员工,但这仅是第一层。接下来,企业要在原生功能和开放接口上,打造自己的门店管理数字化工具包,这个工具包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功能,比如任务的领取,巡店的检查,预警信息推送,门店数据看板等等。

 

从最开始进行的企业内部的连接,到与企业上下游生态链之间的合作连接,到与微信生态的连接,显然,作为腾讯系2B的基本工具,“连接”就是企业微信目前的主要任务。

 

企业微信之外,微信生态中另一个最基本的工具还有微信支付。这次腾讯发布的是一款“微信青蛙Pro”的支付系统。根据微信支付团队在论坛上的介绍,这一刷脸设备将通过硬件、接口、产品的开放,以及一些政策激励,帮助零售商连接微信大生态。

 

据了解,目前在接口开放里面,微信青蛙Pro可以提供的是即插即用,刷脸支付、扫码支付。还有一些支持性的营销,比如短期的优质单品的促销或者是结合本身经营的诉求。

 

这些功能的目的显然是增强门店的会员拉新和运营能力。以腾讯方面给出的数据显示,以刷脸自助大屏在某超市的使用为例,单台设备单日产出超200笔,单门店平均配置6~8台,即可承担门店交易占比的30%,人工成本因此降低30%以上。

 

谁更加“2B”?

 

但是转眼再看,微信生态中的支付环节有没有难点呢?

 

微信支付行业运营总监白振杰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回答道,目前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开放”本身,因为开放这件事涉及软件跟硬件的集成。

 

“我们要适配很多软硬件,因为前期对软硬件的积累可能相对少一点,所以这块工作我们一直在做。另外,我们虽然开发出一个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需要第三方合作伙伴变成软硬件一体化,它需要一个生产的过程,做硬件,大家知道需要组织供应链,从产品原型设计,到组织生产再到供给,合作伙伴可能需要三五个月时间,才能在市场上有所覆盖,这是一个最大的困难。“白振杰说。

 

,足球88,

目前来看支付这回事最终体现在消费者面前的,还是一个靠谱的刷脸大屏。刷脸支付正在路上,但是距离普及还显然任重道远。作为下一批要被投放在市场上的智能硬件,接下来会往哪几个方向走?

微信团队方面给出的答案是:第一是以支付的效率为主的方向。“比如我们零售在超市也好、便利店也好,非常核心的点是会考虑效率,你的设备好不好,不是功能多不多,而是我支付的环节快不快?所以未来我们的硬件里面一定会有一波往轻量、价格成本低的方向走的,会把人跟整个线下的场景越来越数字化,叫一体化,这是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则是产品能力的结合。即把会员小程序,和零售商想做的发券营销等能力集合在一个支付设备里,和产品能力深度捆绑,或者和POS打通。

在“支付”的领域里,即便“软硬”兼施,腾讯面前始终横着支付宝这座大山,但是在小程序的江山里,微信小程序还是那个标志性的产品。

毋庸置疑微信已经带起了一波小程序的春天。在流量入口慢慢集中的未来,小程序发挥的作用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多,也因此,BAT还有其他的小巨头们等纷纷开始发力小程序。

 

作为轻应用,小程序小、快、敏捷,用完即走。因为微信小程序背靠着微信生态,所以看起来有着无尽的流量优势,而且获客成本特别低,所以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线上还是线下,都在转移阵地。腾讯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回流到商家小程序的比例已超过10%。

不过,说到底,零售还是2C的生意。现在的小程序可能还没有那么强大,尤其在零售场景的应用,还需要更多的完善。

 

在普遍认知中,零售是腾讯生态之痛,而社交则是阿里的bug,如今在2B领域,两者不断地相遇。

 

阿里也在通过钉钉,计划如何通过技术帮助各企业实现所谓“数字化转型”。钉钉CEO陈航就曾说过:“我们希望所有的组织会通过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管理思想,能够形成一个自适应的组织”。根据钉钉在8月份的未来组织大会上公布的数据,钉钉个人用户已经超2亿,企业组织数超1000万,入驻的开发者数为20万,企业应用数30万,服务企业组织数500万,ISV业务增长800%。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腾讯企业微信而不是钉钉?正在使用企业微信的迪信通的CIO白雪给出的理由是,在这些企业服务工具里,只有企业微信能够连接到顾客的个人微信,这在这个社交时代尤其重要。

 

迪信通作为一个老牌的,几近被遗忘的通讯连锁零售企业,也正跟在“数字化”的潮流后面做线上和全渠道的零售模型,他们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四个“在线”:员工在线、产品在线、顾客在线和管理在线。而迪信通的整个系统的选型也正是基于这一套理论而来。

 

只能说,在未来所谓的“私域流量池”中,就看谁能在自己的围城中大放异彩了。

 

不过,就在巨头们开始驻扎2B的市场的同时,还有几个问题有待解答。汤道生曾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过:“为什么腾讯要把所有的事都做了呢?ERP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市场,也有经验丰富的玩家。我不认为腾讯什么都该碰。我觉得2B跟2C是一样的,腾讯在互联网领域只选择了社交和内容,其他很多领域是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做的。”

 

汤道生回答,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的ERP系统和CRM系统就此要为可以掌上工作的企业服务APP让路?

 

企业微信团队的陆昊在回答媒体的提问时是这样解答的:企业微信并没有创造新的市场,也没有创造新的SaaS品类,它并不是新的CRM和新的ERP,但是它可以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到其中。

当然,这个元素还是他们反复强调的“连接的能力”。正如汤道生的自问自答:“回到2B,我们选择去帮助企业升级。第一要看我有什么资产,就是我有什么能力是客户在意的。如果我硬要去解决某个环节的问题,比如说供应链,我又不具备这个能力,是没有说服力的。另外,企业需求是多方面的,我更倾向于去跟客户交流,了解他有什么问题,或者他对于腾讯哪方面的能力感兴趣。只有搞清楚客户想解决什么问题,而恰恰你有工具帮他解决才是最契合的。如果我有的东西他不需要,那就不是一个闭环。”

 

微信生态和小程序的存在,让零售导购的销售场景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朋友圈成了导购的新的销售场景。时至今日,无论是电商还是线下零售,都已然在慢慢接受这种流量体现形式了。

 

关于腾讯整个智慧零售生态,虎嗅曾经写过,导购延时卖货、社交裂变转化还是比较基础的玩法,更深的第二层次是,在平台电商时代,客户并不是品牌商或渠道商的私家资源,而成了平台的数字化资产。所以,品牌商和零售商要学会把他们转化成自己的数字化资产。第三个层次是,当人的行为和商品数字化完成,所有这些实时汇总的数据,是否能够真正影响一线决策?接受了数字化改造的企业,要将积累的数据应用养成习惯。

 

等着迈过变现的槛,向第三个层面进发的腾讯,还是要以“零售”为数字零售的本质。零售的世界里、数字化的阵地上,腾讯和别家的机会,还各自两半。

明升88,皇家88_科技进步引发的分配难题有解吗?_足球88

抛弃“基因”论,腾讯如何继续2B

腾讯有哪些2B的新动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集智俱乐部(ID:swarma_org),作者:Brian Arthur,题图来自东方IC

导语

2019年9月20日,AI&Society 学术沙龙第18期在上海举办,著名经济学家、复杂性科学先驱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进行了以《Where is technology taking the economy(科技把经济带往何方)》为主题的演讲。讲座录播视频已经出炉。本文是对阿瑟讲座主要内容的编译整理。

曾有一次,在挪威奥斯陆机场,我正准备登机。一台值机设备打印出了登机牌,另一台打印出了行李标签。一台电脑屏幕告诉我该如何把行李标签帖在行李上,另一个屏幕指示我把行李放到传送带上。整个流程,我都没有遇到任何人。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只是我隐隐约约地觉得没有“人气儿”,我们的世界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并不是刚刚兴起。长久以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机器人、机器学习、和现在常常谈论的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技术汇成了一股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力。由此,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正处于一场数字经济的变革中。但是,新的技术到底如何影响了经济?这些影响的意义是否深远?

数字技术不仅仅是一种虚拟的经济体,也是外部化的智能。它极大地促进了这些领域的能力,却也在一点一点的抛弃人工劳作。

经济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实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能生产出每一个人所需的产品,但是生产这些产品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却正在慢慢减少。

因此,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要面临的问题不是生产的问题——不是生产多少的问题;而是关乎分配的问题——人类要如何分配这些生产出来的产品。从贸易政策到政府项目再到商业规章,在未来这一切都将通过分配来评估。政治将会变革;对自由市场的信念将会动摇;社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我们仍然处于这一变革的开端,但这将会是一个影响深刻且甚远的变革。

20世纪中叶以来,数字技术的多次形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周期性的动力

数字革命的第三次形变

数字革命大约每二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形变(morphing),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本质的改变。每一次形变都是由技术引发的;每一次形变都会给经济带来本质的变化。

第一次形变发生在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由微处理器和存储器组成的集成电路引领了这一次的形变,这一技术突破促进了计算机的小型化,并提高了运算速度。

第二次形变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这次形变给人类带来了数字连接(connection)。通过,电话线、光纤、卫星通信本地计算机和全球的计算机网络得以连接到一起。

第三次形变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大约从 2010 年开始,一些不起眼的小变化出现了,价格低廉的传感设备无处不在——雷达 、陀螺仪、磁传感器、压力、温度、流量和湿度传感器——成百上千的传感设别都接入了无线网络。我们从中获取外在世界的状态与变化信息。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算法并不是从严格的逻辑推理中设计出来的。实际上,人工智能算法通过使用海量的数据来建立连接并得以应用——识别猫咪和人脸;根据无声视频读出唇语;决策是否发放贷款。

智能算法并不具备天才般的推理能力,而是通过大量数据得出的统计学相关性,找出答案。当然,这份“聪明”的背后也包含着工程师大量的工作。

这是计算机给我们的第二个惊喜,它能做那些以前我们认为只有人类能做的事情——联想(association)

借助海量数据,人工智能得以具有“通过联想得出答案”能力

外部智能的到来

联想智能(associative intelligence)常常被认为是数字技术的另一项进步,一些经济学家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意义更加深远。

在这里,“智能”并不意味着能进行有意识的思考、演绎推理、理解”。这种“智能”意味着机器有能力做出恰当的关联,或者说,在一个特定的领域中,感知外在的情况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这种智能体也许并不存在一个“智能中心”,而是一个系统的行为。在无人驾驶的时代,自动驾驶的车辆能行驶在配有特殊路标和信号灯的专门车道上,彼此互相交流。这些车俩能和附近的车辆交流,也能和交通系统中的其他必要的组件通信。在这里,智能指的是一种群体智慧——由系统中的个体不断通信而涌现出的智慧。这是一种不断交流、调整、能够自组织的动态智能。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智能是自主的。

这种智能从内部到外部的转变意义重大。当 15-16 世纪爆发印刷革命的时候,深藏于教堂中的经卷得以公开。信息成了外在事物。曾经是教会的私有财产的经卷,现在可以被众人获得,思辨、分享甚至是编写。由此就导致了知识、文本、神学、天文学的爆炸增长。这加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科学的到来。这一点在学界已得到公认。评论家 Douglas Robertson 认为:“印刷术创造了我们这个现代世界。”

现在,从内部到外部的第二次转变出现了,智能成为了外在事物。智能不仅仅包含信息,而是比信息更强大的东西——如何处理利用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第二次转变会比第一次更强大。我们还不知这次转变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但智力的提高没有上限。在未来,这次转变必将会给经济带来新格局。

信息革命导致智能在机器上出现——智能出现在人类头脑之外

对商业有何影响

先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把人类的思考和决策外部化会如何改变我们的商业?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当企业与外部信息进行整合,并由此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时,就会带来本质性的变化。近期我拜访了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可以在购物的时候申请小额贷款:

  • 一个应用可以收集用户的语音;

  • 并通过在线算法进行语音身份识别;

  • 其余算法分别查询银行账户、 信用记录和社交资料;

  • 继而智能算法把这些信息进行综合;

  • 最终一个贷款信用额度就出现在了手机上。

以上步骤在几秒钟之内就能完成。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将多种算法结合,完成人类从未做到的任务。如此这样,商业公司就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来构建新的商业组织模型。各行各业也都是如此——智能“建筑材料”会重建商业组织做事的方式。这些行业将以新的形式存在、发展。

大型科技巨头可能会拥有自己的数据库,而其他小型公司机构则要更多的使用公共数据资源。因此,在未来,我们将会看到科技巨头和开源社区并存的局面。以过去的技术革命历史为参照,我们将会看到全新的产业诞生。

人工智能技术特点造就了崭新的商业模式

,足球88,

技术性失业:凯恩斯拐点即将到来

当然,这一切都有一个受人非议的缺点,那就是这种自主的智能经济正在蚕食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旅行社、打字员、律师助理这些行业职业正在缩减已经不罕见,而一些高端的职业,比如放射科看片子的医生,也能被准确率更好的算法所替代。

经济学家并不反对工作岗位的消失。他们争论的焦点是:能否有新的工作机会补充进来。经济历史告诉我们,会这样的。汽车消灭了打铁匠,但是在汽车制造业、公路修建行业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由的劳动力总能找到出路,数字经济年代也没什么不同。

但是,在这个年代,情况确实不同了。

麻省理工学院的 Erik Brynjolfsson 和 Andrew McAfee 表示,当汽车运输业到来的时候,大量的劳工——马——就被取代了,再也不会有新工作,马从经济活动中彻底的消失了。

我再提供另外一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跨境外包吞噬了美国的很多工作机会和行业,这些工作岗位并没有被彻底抹去。现在的情况则不同了,工作岗位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迁移并不是跨境外包,向外国转移,而是向一个“虚拟的国度”转移。按历史的说法,我们不能认定这些工作机会是被取代了。

但事实上,有许多人失业了。一些人只能去从事薪水更低的工作,或者做兼职零工。技术性失业以多种形式存在着。

“技术性失业”这一术语来自凯恩斯在 1930 年做的讲座《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凯恩斯认为人的需求分为两类,一类是必要的需求;另一类是为了攀比而带来的满足优越感的需求。

在这一讲座中凯恩斯预测:在未来, 2030 年左右,生产问题将会得到解决,能满足每一个人的必要的需求,但是机器会导致“技术性失业”。可供分配的资源多了,但分配资源的手段——通过就业劳动按劳分配——却有可能减少了。

我把这种变化称为凯恩斯拐点(Keynes point)

时间尚未到 2030 年,但我相信“凯恩斯拐点”已经来临。对于所有人而言,经济——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都确实生产出了足够多的东西。我们已经到达一个技术性失业即将成为现实的一步了。

在这样一个新阶段,我们要面临的不仅仅是工作的问题,而且是产品问题。在过去的二三百年间,工作一直都是获得收益的主要手段。在以前,农场劳作、作坊做工、做零碎活甚至是继承遗产都是获得收益的途径。而现在,获得收益的方式需要改变了。

无论怎样,这一切发生了,我们进入了新的阶段。生产不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获得生产的机会——分配。换句话说,谁得到了什么,以及如何得到的。

我们进入了分配时代。

自动化技术发展带来显著的技术性失业问题——即由于技术发展导致的人类工作机会流失

分配时代的三个现实

新的时代带来了新的规则和情景。那么在这一个分配至上的新时代,经济和社会现实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改变政策评估标准

过去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看重一切有助于促进生产的事物。在分配的经济模式中,就业和获得产品就成为了能压倒一切的标准。只要能保障就业,就能保证增长。按照这一标准,页岩气压裂技术这种饱受争议的经济活动,就是可以接受的。

衡量经济的标准也会发生变化,GDP 和生产效率适用于实体经济。但没有恰当的衡量标准来计算虚拟经济的发展。

自由市场理念受到质疑


自由市场基于一个观点,不受监管的市场行为能带来经济的增长。我对此认同。现实中的经济理论有两个基础:效率和分配。比如说一个航空市场以自由市场模式运作,能运作良好,并且不会造成资源浪费,这就是效率。另外,在市场竞争中总会有赢家和输家。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过的好,那赢家就要补贴输家:过得好的人要补贴过得不好的人,这就是分配。

在分配时代的经济实践中,效率只是目标之一。不受监管的市场会造成赢家通吃的局面。因为,抢占先机的企业会保护自己的优势。在过去,失败者还能找到别的工作,但现在不行了。在分配时代,如果自由市场带来了整个阶层的衰落,那自由市场就不再合理了。

政治优于经济

新时代不再是经济第一的时代,而是政治第一的时代。我们已经在欧美看到了端倪。因受到数字化的影响,工人已经无法找到工作。欧美已经感受到了社会的分崩离析,大量民众对移民、不平等、精英阶层的傲慢怀有成见。

我认为这样的政治动荡是暂时的,但背后的根本原因不是暂时的。生产过程追求制造出更多的产品——这是一个经济和工程问题;分配过程要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产品——这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在我们找到答案之前,会经历漫长的实验阶段,这也会给一些有政治图谋的人以机会。

数字经济带来了分配问题:如何在一个系统中衡量各个参与者的贡献、分配利益和资源

结语:解决分配问题的漫长周期

在这个以分配为主的新时代,我们能否找到一条出路,这主要取决于如何提供一条获得产品的途径。虚拟经济的一个优点是免费,一封电子邮件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我们要通过那些无法数字化的实物商品和服务解决分配问题。

因此,我们仍然有工作可做。比如说幼儿园教学、社会工作这些需要与人交际共情的工作,仍然不可缺少。但是工作岗位将会减少,工作周数将会缩短,许多工作岗位要由多人分担。我们要确保基本收入。扶老携幼这样的有偿志愿工作将会增加。

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在一个工作变成了一项稀缺资源的社会中,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在这样的社会中,政府和企业将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与财务支出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的面容会被识别,政治立场会被追踪,那我们将如何保护隐私?我们是否真的希望有一个外部智能,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头都“帮助”我们:掌握我们的思想、规范我们的行为、为我们开车、纠正我们的错误、甚至有一天“饲养”我们?也许,最终我们会依赖上这种外部智能。

所有这些挑战都将带来变革。但是,令人欣慰的是,人类以前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处境。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带来了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但是也带来了糟糕的社会问题。那种贫困、悲惨、没有家庭保护的狄更斯式的儿童,每日工作 12 小时;工人住在拥挤的公寓中,容易患上肺结核,也没有劳动法律的保护。但随着安全法律的通过,儿童和工人得到了保护——保障性住房被建设,卫生条件被改善。中产阶级由此出现。

这样的变革要花费 30-50 年的时间,甚至是一个世纪乃至更漫长。

变革并非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人民,来自社会变革者、医生、护士、律师、妇女参政主义者以及义愤的政界人士。我们所处在的新时代,也会面临同样的处境。社会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做出巨大的变革。但变革终会成功,人类向来如此。

参考资料: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ckinsey-analytics/our-insights/where-is-technology-taking-the-economy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集智俱乐部(ID:swarma_org),作者:Brian Arthur,编译整理:Leo,审校:刘培源,编辑:李倩雨

剖腹产婴儿体内会缺失一些关键的微生物?_冷清秋88_厨房88,88号舰

科技进步引发的分配难题有解吗?

正在一点点被抛弃的人工劳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理(ID:principia1687),作者:糖兽,题图来自:东方IC

1

不同的分娩方式对婴儿会有什么影响吗?这是许多人,尤其是准爸妈们特别关心的问题。

过去的一些研究表明,剖腹产的新生儿无法从母亲那里获得一些顺产婴儿可以获得的细菌。由于过去的相关研究存在规模和样本有限等问题,因此一直无法确切地概述婴儿的出生方式是否真的会对他们体内的微生物群造成影响。

即便如此,这种差异还是衍生出了一种名为“产道接种”的方法来为剖腹产新生儿接种母亲体内的微生物。近年来,这种方法越来越受到追捧,它的操作过程是将棉签放在即将进行剖腹产的产妇的产道中,然后再将棉签在婴儿的脸上或嘴上进行擦拭。不过这是一种存在很多争议的做法,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至今仍未得到证实。

2

在一项最近发表在《自然》杂志的新研究中,研究人员报道了一项迄今为止对新生儿的微生物群进行的规模最大的调查。他们对596名健康新生儿的微生物群落进行了分析,其中314名为顺产儿,282名为剖腹产儿。他们分别对这些婴儿在出生后4天、7天和21天的粪便中的微生物DNA进采样和分析,得出的结论证实了婴儿的出生方式对寄生在他们身上的微生物群落的确具有显著影响。

他们发现,通过不同方式出生的婴儿的肠道微生物群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肠道微生物群是由数百万种微生物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医学界普遍认为这对免疫系统的发育具有重要作用。而这次的研究表明,剖腹产的孩子往往缺乏一些存在于健康儿童和成人体内的肠道细菌。

具体说来,剖腹产出生的婴儿缺乏共生菌株,这是一类通常在健康人体内存在的菌类,也是大量存在于顺产婴儿肠道菌群中的细菌。剖腹产婴儿的肠道中主要是一些机会性细菌,比如肠球菌和克雷伯氏菌,这些细菌多与医院环境有关。

为了更好地评估那些倾向于寄居在剖腹产婴儿肠道内的微生物,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中培养了数百种菌株。他们通过基因组测序确定了导致抗生素耐药性和毒性的基因,并证实了这些菌株与医院中常见的机会性细菌有关。

研究人员表示,从他们采集到的样本来看,这种差异非常明显,他们甚至可以从通过采集一个出生不久的婴儿身上的菌群,来高精准度地判断他的出生方式。

3

,冷清秋88,

那么这种明显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婴儿出生的方式可能在某些程度决定着他所拥有的微生物群状况呢?目前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还不得而知。

研究人员发现,当这些婴儿出生几个月之后,他们的微生物群会逐渐变得相似,除了一种名为拟杆菌的共生细菌之外。在几乎所有的剖腹产新生儿体内,拟杆菌的含量水平都非常低,甚至根本不存在。在婴儿长到9个月之后,平均60%的剖腹产婴儿的肠道内仍然缺乏这类杆菌。

此前有研究表明,在拟杆菌属中,有的种类是可以影响宿主的免疫系统,并有助于抑制炎症的。如果缺乏这些微生物,有可能会对婴儿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哮喘、过敏和糖尿病等)造成影响。

但研究人员表示说,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要鼓励产妇顺产,阻止她们选择剖腹产。尤其是,就目前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顺产婴儿和剖腹产婴儿的肠道细菌差异会在大约1岁时基本持平,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后续研究才能确定早期差异是否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此外,新的研究还发现,顺产新生儿的微生物群并非来自母亲的产道,而是来自母亲的肠道。因此这次最新的发现对所谓的“产道接种”方法再度提出了质疑。

4

对于这项结果,有科学家认为,分娩方式只是造成微生物群差异的一种原因,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新生儿体内的微生物群。比如即将进行剖腹产的产妇需要接受的抗生素,而这些抗生素可以穿过胎盘的;而且与顺产的婴儿相比,剖腹产的婴儿往往需要住院更长时间,因此更有机会接触到和医院相关的细菌;此外,剖腹产婴儿接触到充满微生物的母乳的时间也通常比顺产婴儿更晚。

而论文的作者则倾向于相信通过对足够多的儿童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应该足以确定出生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微生物群变化是否真的会影响人的健康问题。此外,这项研究或许还有助于确定剖腹产婴儿所缺少的是哪些特定的微生物菌株,从而可以更有针对性地使他们的微生物群更接近于那些通过顺产出生的婴儿。

参考链接:

[1] https://www.sanger.ac.uk/news/view/babies-gut-bacteria-affected-delivery-method-baby-biome-project-shows

[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2807-x

[3]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216818-c-section-babies-have-a-different-microbiome-but-not-for-long/?utm_campaign=RSS%7CNSNS&utm_source=NSNS&utm_medium=RSS&utm_content=hom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理(ID:principia1687),作者:糖兽

《诛仙 Ⅰ》让我失望的,远不止是“仙侠片已死”_88届奥斯卡_88魔咒,88号舰

剖腹产婴儿体内会缺失一些关键的微生物?

准爸妈得看看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壹条电影(ID:ytmovie666),作者:壹哥,头图来自:东方IC

再次在银幕上看到衣袂飘飘的仙客们飞来飞去,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

2007年的时候,我还在念高三,同学的书桌里藏着一本被翻烂了的网络小说。它的封面是一条龙,旁边写着两个大字:诛仙。

对于《诛仙》我的记忆所剩不多,留在回忆里最深的,是关于修仙之人御剑飞行的绝技。

一把剑就是一个飞行器,站在上面,就可以在空中来去自如。

时间往回退到2001年,那是《蜀山传》上映的年份。在老家的电视台上,我第一次看见人可以像流星一般划过天空,后面还拖着长长的尾迹。

如果再向前回溯,1983年,《蜀山传》的前作《蜀山》。

一条白色丝带飘出,林青霞如敦煌壁画上的飞天一般乘风而至,端坐高台之上,美得近乎不似人类。

而另一面和她对坐的,是正当年的秋官。

一身道士打扮,少年意气,风度翩翩。

常有人说,中国人没有想象力,只会往后看,不会往前看,所以拍不出好的科幻片。其实中国人到底有没有想象力,去看一类电影就有答案了。

那类电影,就是仙侠片。

如果说功夫片属于李小龙的古罗马竞技场,武侠片属于胡金铨的碧绿竹海,那么仙侠片,就属于徐克的重山和层云——前两者在地上,只有仙侠,是在天上。

时间转到2019年,《诛仙 Ⅰ》的开场。

当青云门弟子在空中结伴飞行的时候,恍惚间,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飞在天上的仙侠时代。

必须承认,在看《诛仙 Ⅰ》之前,我是抱着18年后再看一部《蜀山传》的想法来的。

我莽撞地期待着能在电影院重见仙侠片的瑰丽——导演程小东和徐克的渊源,也给了这种期待充分的理由。

这期待直到电影开始时还在,但随着故事进行我终于发现,2019年的仙客们,早就从天上落到了地面。

《诛仙 Ⅰ》,有太多让我费解的东西。

我不明白,一群修炼了几百年的人,按说都应该有点生死看淡的仙风道骨,为什么会为了争几块红烧肉和西葫芦而打碗摔碟子。

是真性情吗?就算是,也是幼儿园级别的真性情吧。

我不明白,为什么七脉会武的大场面里,仙人们打起架来,用的居然是MMA的招数在土里打滚,拿把剑比划都算是高配。

而在原著中,对于仙人比武是这么描述的:

忽地,蓝光一闪,一声尖啸从远及近,从悄不可闻迅速增大,直到震耳欲聋,让人再也听不到任何声响。万道蓝光,此刻竟都合为一体,成一巨大光柱当头击下,看这气势几乎欲将青云山脉斩为两半。

虽然电影改编不必遵从原著,但让仙人们玩摔跤,怎么看都像是提着砍刀去参加星际战争。

我不明白,为什么陆雪琪出场的时候,青云门七脉弟子要像粉丝接机一般前呼后拥,嘴里高喊着“陆雪琪!陆雪琪!”,就差手里拿个灯牌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些本应一带而过的过渡段落,却被拍成了重点。

碧瑶来偷烧火棍的段落,明明偷一次就知道了烧火棍只会跟着张小凡,别人拿不走,还是要一遍遍拿,一遍遍碰壁,就这么拉锯了好几分钟。

更要命的是:为什么同样的偷棍子桥段,要在不同场景里上演两遍?

情节重复是拍电影大忌,偷到最后,碧瑶成了二逼,程小东也向天下昭告了自己创意的枯竭。

我最不明白的,莫过于电影里的张小凡,从一个只知道暗恋师姐的不折不扣的傻子,突然就变成了能力扛七脉宗师,要逆天改命的悲壮人物。

中间的转折过渡,一点都没有。

这就造成了,当碧瑶为他挡剑而死(俩人的感情就是在抢棍子中培养的)的时候,他抱起爱人,我根本不相信他的悲伤——在我心里他依然是个傻子,哪来的深情呢?

而在我有限的记忆里,《诛仙 Ⅰ》原著中的张小凡只是木讷,并不傻。他对碧瑶的感情,是多少人曾经的泪点?

我以肖战粉丝的立场去辩护一下:其实肖战把张小凡塑造得很丰满,只不过他的话全被别人的配音盖掉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肖战说了什么!

哎不对,这样好像是在黑他(手动狗头)

到电影的后半段,我已经没什么心思再去找槽点,我心里只萦绕着一个问题:

从《蜀山传》到《诛仙 Ⅰ》,相隔18年的两部仙侠片,到底什么东西在变?

《蜀山传》,严格意义上来讲,还够不上所谓的传世经典。但徐老怪用极其鲜明的电影语言,确立了属于自己的仙侠片风格。这个风格用四个字概括就是:

光怪陆离。

18年后回看,特效当然越发粗制,但我依然会惊叹于徐克的想象力。

小时候没那么懂,对《蜀山传》的印象就是,它整部片子都充满着浓极了的色彩。

要么大红,要么大绿,要么大蓝:

,88届奥斯卡,

御剑飞行是书里写的,但把人变成巡航导弹,却是徐克的原创。

我到现在的童年阴影,还是《蜀山传》里那只能钻到古天乐脑子里的小蝴蝶。

看上去是林熙蕾,实际上却是能操纵你的恶魔。

不仅如此,峨眉真人居然能让玄天宗以自己的面貌出现在空中,并且以自己的声音说话。

这里面的科技含量非常高,起码涉及到全息投影、声音转换、无延迟传输等等现代技术,5G时代都不一定能真正实现。

说白了,徐克就是在拍一部科幻片。

你应该发现,一聊起《蜀山传》,我的贴图瞬间变多,场景也丰富了很多,这真的不是我刻意营造差异,只怪《蜀山传》实在太飞。

而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回答我上面对《诛仙 Ⅰ》的所有不解,那就应该是:土。

相比《蜀山传》,《诛仙 Ⅰ》因为想象力的缺失,第一观感,就是土。

不论是老套的桥段,尴尬的情节,还是单调的人物设置,都让它在徐老怪面前黯然失色,成了电视剧级别的存在。

而程小东解决想象力缺失的方法,就是把《诛仙 Ⅰ》拍成纯粹的言情戏。

但残酷的是:就算讲情,徐克也讲得更好。

灵犀一点,就是要我们完全心灵相通。一千年,两千年,我们能不能一直心灵相通呢?

这是峨眉派女弟子李英奇在和师兄长空无忌完成“双剑合璧”前的对话。

两个人已经彼此托付了终身,却在合璧过程中动念分神,导致长空无忌肉身被灭。

峨眉真人用长空无忌的元神再造了一个肉身,叫做廉刑。他带着前世的点滴记忆,却已经认不出李英奇。

面对他,李英奇心里该做何观想?

不仅爱情,还有友情。古天乐演的丹辰子被恶魔附身,他要好友玄天宗杀了自己,以免自己再成魔。这场戏,当年着实把我看哭了:

咱俩曾经约定过,如果谁入了魔,就不能手下留情。

虽有百年之交,始终难免最后一别。

想象力之外,徐克镜头下的感情,更值得人怀想。

那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浪漫。

而相比之下,《诛仙 Ⅰ》里的感情戏,就要小得多,也弱得多。

不过,思来想去,这里面让我最感叹的,不是“18年过去,仙侠片不仅失去了想象力,还特么失去了浪漫感”。

这种能力上的已达上限,自程小东离开徐克后,就已经被多次验证了,谈不上新鲜。

真正让我感叹的,是徐克找到了拍摄仙侠片的正确方式,可环顾四周,却无能者可以接班。

当年,武侠片徐克接了胡金铨的班。如今,谁又能为仙侠片续上香火?

只比徐克小三岁的程小东试图成为那个人,但看过《诛仙 Ⅰ》的应该都能感受到:

表面上看是仙侠气质,内里其实仍是过去的港式喜剧格局。

它的缺点,粗糙特效、符号人物、感人逻辑,是属于港式喜剧的;

它的优点,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小花活儿,比如鬼王宗的设定,四大护法亮相等,也是属于港式喜剧的。

仙侠不是不可以搞笑,也不是不可以套路,但仙侠的格局,一定不是喜剧的格局。

诸如“贵如灵尊,却只负责教年轻男女打情骂俏谈恋爱”这样的喜剧桥段,远远配不上仙侠的气场。

在我心中,仙侠片应该是属于中国人的史诗,是我们的《指环王》。

除了儿女情长、插科打诨、争权夺利,仙侠片要有“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仙气,

要有为国为民、目及苍生的侠气,更要有天大地大我最大的王者之气。

不过,感叹归感叹,网上有一句评价,我是认可的:仙侠片早已不是这个时代的事物了,若不是肖战的流量,《诛仙 Ⅰ》或许远不会获得现在这样的票房和声量。

换句话说,仙侠片始终未曾巅峰,却已注定消亡。

或许,这才是我真正失望的地方吧。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壹条电影(ID:ytmovie666),作者:壹哥,头图来自:东方IC